孔东梅提到她的外婆贺子珍时表示：“外婆贺子珍是最棒的历史见证者，她当时选择了静静地走完自己的人生。”
贺子珍的一生，光辉灿烂却经历了许多风雨。放下毛主席夫人这个角色，她的其他特质同样令人瞩目。她是井冈山的第一位女党员，还是那个勇敢无畏的女豪杰，多次拿起枪去前线奋战，英勇杀敌。
毛主席与贺子珍，既是密不可分的战友，又是经历风雨的革命夫妻。在他们长达十年的婚姻中，不仅有着动人的爱情故事，还有数十年间的悲欢离合和无奈。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，让人不禁感慨万千，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示。
井冈风云
1909年秋天，在江西永新县的万源山区黄竹岭，贺子珍在一个月圆花香的中秋之夜降生。她的爸爸妈妈满心欢喜，为她取了个“桂圆”这样的好名字，希望能够象征团圆和美好的运气。
在这样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家庭中，贺子珍与她的四个兄弟姐妹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。大哥贺敏聪明好学，小妹贺先圆性格天真可爱，小弟贺敏仁活泼灵动，妹妹贺银圆（后来改名贺怡）也是乖巧懂事。贺子珍的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，自然希望孩子们能有所成就，延续书香世家的荣耀。
所以，家里请来了私塾老师，为贺敏讲授那四书五经。贺子珍和贺怡常常躲在门后，眼睛里满是好奇和渴望，专注地盯着老师授课的身影，悄悄聆听着那些知识的声音。
后来，基督教在永新县逐渐传播开来，外国人创办的福音堂小学也应运而生，专门设立了男、女两个班级，并开始接收中国学生。于是，贺子珍和贺怡姐妹俩顺利地插班进了福音堂小学的女部，而贺敏也入读了永新县的一所公立学校。
1926年7月，北伐的号角响起，大革命的浪潮洶涌而来。贺敏学第一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这也深深影响了贺子珍。在学校，她积极地传递新书新报，踊跃参与县城左派学生举办的孙中山纪念会，还带领班上的同学勇敢地向学校的女传教士发起挑战。
1925年，贺子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第二年就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她决心坚定，带领班上的同学剪掉长辫子，砸掉庙里的泥菩萨，还参加了永新党组织办的政治夜校。和哥哥贺敏学、妹妹贺怡一起，她积极投身“募捐打粮”的斗争。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，闪烁着对正义与公平的渴望；她那激昂的话语中，透着对旧势力的厌恶和对新未来的期待。
她还说服父母把“海天春”茶馆里的部分粮食、银元和首饰捐出来，为革命事业添砖加瓦。
暴动刚取得胜利不久，永新县便遭到湖南和江西反动派的联合围剿。贺子珍毫不畏惧，带领一支赤卫队守护永新县的南门。
战场上，她身姿挺拔，目光坚定，握着手中的枪，像是和它成为了一体。每次扣动扳机，满是决心和勇气。她成功击退了敌军特务营的攻击，获得了100多支枪。战斗结束后，贺子珍名声大噪，成了大家口口相传的“双枪女将”和百发百中的“神枪手”。据说她在战斗中一口气干掉了两个敌人。尽管多年后她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枪法不如人，但她勇敢上阵、奋勇杀敌的故事，谁都不能否认。
井冈山的情况真是变化多端，发展过程也曲折得很，大家的心里都是急得不得了。1927年，毛泽东的到来就像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，为大家指明了方向。毛泽东住的八角楼离袁文才的家特别近，进进出出总是要路过袁家。那会儿，贺子珍刚好是疟疾好了一点，身体还是虚，有时就在袁家门口晒太阳。毛泽东的出现让她眼前一亮，而毛泽东也对这位年轻的姑娘感到惊奇。
从那以后，毛泽东见到贺子珍时，总是会关心地问候一下，接着亲切地和她聊聊。贺子珍那柔和的目光中透露出对毛泽东的崇拜与关心，而毛泽东则在她的眼中看到了深深的欣赏与尊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之间越来越熟悉，贺子珍对毛泽东的生活照顾得可谓细致入微。
那时候的井冈山，真是缺东西，日子过得挺苦。“红米饭，加上南瓜汤，能吃得精打光”，肉类几乎成了奢侈品。毛泽东特别喜欢吃辣椒，贺子珍为了让他偶尔能尝到这种美味，四处奔波，哪怕只找到一点点辣椒，那在当时也算是奢侈了。
她有时会把警卫员和勤务员叫来，大家一起绞尽脑汁想办法改善毛泽东的生活，像摸田螺、抓鱼虾那样。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，他们的感情在相互扶持和关心中一点点升温。
1928年，贺子珍和毛泽东走进婚姻的殿堂，从此共同经历了十年的艰难岁月。长征期间，贺子珍身受重伤，身上的弹片一直伴随她，成了她一生的痛楚。某次在贵州的一个村子里，敌机突袭，贺子珍原本躲在树下安全无恙，但见到有位伤员还暴露在敌机的视线中，她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把他扑倒，自己却重伤在身。因为长征路途缺乏医疗条件，无法手术，医生只能拿掉表面的弹片，而那些残留在她体内的弹片则成了她永远的折磨。
解放后，华东医院将贺子珍评定为伤残三级甲等，按规定每个月能领取30元的残废金，但她从来没有申请过这笔补助。
出走的遗憾
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，贺子珍开始在抗大学习，表现出对知识的渴求和极强的进取心。不过，身体的不适始终折磨着她，因此她决定去外地治疗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毛泽东每当外出或下乡，就会把女儿娇娇交给机关合作社的张秀英照顾。
贺子珍性格顽固，对自己的事业有着强烈的追求，她可不愿意只是当个家属或干秘书的活，更想独立承担更重要的任务。这种想法让她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渐渐出现了摩擦。而且，长征时留在她身上的弹片，一直在折磨她的身体，她迫切希望能把弹片取出来，恢复健康。
不过那时候的延安医疗条件真不怎么样。紧接着，她又怀上了，这让她对摆脱怀孕、生子再怀孕的循环更是迫切，真心感觉累得不行。最终，她下定决心，先去西安，想再转到上海去把弹片弄出来。
贺子珍要离开陕北的消息一传开，毛泽东急忙想挽留她，但贺子珍的心意已决。1937年底，她独自来到西安。毛泽东赶紧找人托带口信，央求她回延安。可当时上海已经陷入了日军的控制，去上海的打算也泡汤了。于是，贺子珍从西安一路辗转到兰州，再到新疆，心里盘算着要去苏联。在她眼里，那儿不仅能把弹片取出来、养好身体，还能获得不少学习机会。
毛泽东再次通过人找人捎口信，希望贺子珍别去苏联，赶紧回延安，但她并没有回应。中央还给驻新疆办事处发了电报，要求所有准备去苏联的人都得回延安，然而贺子珍依然没动心。在新疆待了几个月后，她终于坐上了去苏联的飞机，毅然决然离开了。
贺子珍刚到苏联，命运却并没有对她手下留情。她的小儿子“廖瓦”因为生病不幸去世，毛主席得知这个悲惨消息后，把娇娇送到了苏联，想让她陪着贺子珍。不过，娇娇在那边也遇到了一些麻烦。曾经有段时间，娇娇住在国际儿童院里，每周才回家一次。贺子珍经常一个人守着孤灯，夜里那种清冷和孤单好像无时无刻不在，心里对女儿的思念愈发深重。
某天，她听说女儿生病了，可能只是普通的感冒。但她心里明白，之前在苏联的小儿子就是因为感冒转肺炎，没能及时得到救治而去世的，心里对女儿的病情着实无比挂念，生怕悲剧重演。半夜时分，她再也坐不住了，心里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披衣起身，穿过那片静谧的森林，飞快跑到国际儿童院，闯进娇娇的卧室，迅速将熟睡中的女儿连同被子紧紧抱起，往外走去。
她心里只想着把娇娇带回家，亲自照顾她。可保育员见了，连忙上前阻拦，两人为了这事争论开了，娇娇成了两人争抢的焦点。结果，贺子珍没能如愿，按照园里的规矩，此刻孩子是不能让家长带走的。这一闹，反而让娇娇的病情更加严重了。
第二天，娇娇的体温更是升高，紧急送往医院。到了医院，娇娇的情况持续恶化，越来越严重，甚至昏迷了，开始出现抽搐，只能靠输液勉强维持生命。抢救似乎没有什么作用，她被推进了太平间的副室，只等着生命结束后，再被送入太平间。
此时此刻，贺子珍心急如焚，她泪流满面地恳求医生，务必要救活她的宝贝女儿。最后，还是她自己抱着孩子，带回了家，悉心照顾，毫不松懈，才终于把孩子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。她和娇娇在苏联经历了许多艰难时刻，真是充满了磨难与曲折的故事。
到了1947年，王稼祥和朱仲丽觉得，贺子珍回国的事关乎毛泽东的家庭，不能随便做决定，于是给毛泽东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，详细说明了贺子珍的情况和她回国的请求，请求指导该怎么处理。没多久，毛泽东便回复，表示同意贺子珍回国的事。
1947年8月，贺子珍和她的女儿与王稼祥、朱仲丽夫妇一同回到了东北的哈尔滨，这一回可算是久别重逢，整整九年没见祖国的土地。列车一到哈尔滨车站，李富春等人就热情地迎接她。贺子珍随后被安排到东北财政部担任机关党总支书记，后来又换到了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工作。
娇娇的舅妈李立英带着女儿贺小平来哈尔滨看望贺子珍和女儿，不久之后，贺子珍的妹妹贺怡也来了。后来，毛泽东把娇娇接到北京西山，让她上学，并为她起了一个正式的名字：李敏。
孩子的离去，让贺子珍的生活愈发显得寂寥。1949年，贺子珍实在没有地方可去，只能无奈地南下，没想到这一去居然过了几十年。
悲怆的晚年
自1949年开始，她的生活轨迹悄然延展在南方的温暖中，那份对革命的热爱与坚持，就像涓涓细流，默默滋养着后代的心灵。
岁月渐渐流逝，贺子珍的残废证就像一枚历史的勋章，静静地藏在时光的角落，由她的家人细心保存。每当谈到领取那份应得的残废补助金，她总是一笑置之，眼中闪烁着坚定与无私：“国家更需要这笔钱去帮真正有困难的战友，我自己还有温饱，何必贪心？”
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宛如重锤敲打心灵，展现了她高洁的品行和对名利的淡泊。三十四年时光，积累了一万多元，她从未有过半点动摇。她的无私奉献，恰似春天里的细雨，无声却温润，大大滋养着共和国的根基。
在庐山那次短暂的相聚，犹如命运对这对革命伴侣的一次温暖抚慰，却又透着无尽的惆怅。贺子珍的身影在那瞬间显得格外瘦弱，像林黛玉似的多愁善感，却又多了几分韧性与坚强。就像《红楼梦》里说的：“大有大的难处”。
领袖与普通人，在情感的漩涡中，难免被命运弄得团团转。贺子珍对孩子们的教导，深刻而持久。她不想让孩子们背负父辈的光环，而是期望他们能够像普通孩子那样，踏踏实实、靠自己的努力去赢得世界的尊重。这种严厉与慈爱的教育，宛如灯塔，指引着贺麓成等人的前行之路。
1976年，毛主席的去世对贺子珍来说，真是晴天掉下个霹雳。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的及时到来，就像冬天里的暖阳，温暖了她那颗受伤的心。然而，面对毛泽东的遗容，贺子珍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，流淌出的不仅是对过去岁月的无尽怀念，更是对革命战友深深的思念。
1979年，贺子珍重新踏上北京的土地，那种久违的亲切感和激动心情真的难以用言语来表达。她坐在轮椅上，缓缓移动，每一步都显得既沉重又充满力量。在纪念堂前，她献上了一束充满深情的桃形绢花花圈，缎带上的字迹展现了她对毛泽东永恒的承诺和怀念。
当贺子珍走进瞻仰厅，眼见毛主席的水晶棺慢慢推到面前时，她的身体情不自禁地向前倾。随着她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的面容，心中的情感终于爆发，她捂着胸口，忙着拿出手绢，揉搓着眼泪，毛主席那熟悉的面庞也逐渐变得模糊。
就在这时，贺子珍不由自主地伸手，想摸摸水晶棺，好更近距离地看看躺在里面的毛主席。旁边的工作人员立马上前拦住她，忙着说道：“这个是禁止触碰的。”
李敏紧紧拉着她妈的手，叮嘱着说：“妈，这里有规矩，不可以碰。”
贺子珍泪眼汪汪地说：“我就想多看看我爸爸。”她和毛主席之间的那份情意，真是难以形容。
晚年的贺子珍，虽然身患重病，依然牵动着许多人的心。在301医院的病房中，她感受到来自党和国家的温暖，老战友们的关心就像春风细雨，滋润着她那颗干涸的心。然而，生命的尾声终究会来临，1984年她安静地合上了双眼，留给世间的是无尽的思念与敬仰。
贺子珍的一生，真的是充满了革命和奉献。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，什么才是真正的革命精神，什么叫做无私的大爱。